本文由劍橋大學皇后學院院長、安聯顧問埃裏安（Mohamed El-Erian）撰寫。
2025年的全球經濟註定不同尋常。市場對經濟穩定增長和通脹下降的展望的信心已經動搖，取而代之的是對各種潛在結果的預期。
問題不在於美國是否會繼續超越大多數其他國家。更重要的是各國經濟增長和通脹的分化程度，以及全球經濟和金融架構受到破壞的程度。這些影響遠遠超出了短期經濟福祉。
我們目前看到的是一種相當不尋常的組合，一方面是美國經濟例外主義，另一方面是西方主導的、對美國有利的全球架構出現更深層次的裂縫。這是一個不穩定的組合，由於日益加劇的內部矛盾而脫軌，這一組合將導致貿易、技術和支付系統出現更廣泛的全球碎片化，同時將導致美國及其他地區增長放緩和通脹加劇。
另一種選擇是，如果採取及時的政策行動，世界經濟將以各國協商達成的“輕度全球化”的形式穩定下來——而不是全球碎片化的形式。這可以使經濟增長在更深的基礎上紮根，穩定物價，並應對系統性風險。
在全球經濟進入2025年前，各經濟體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已出現相當大的分化。上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其對美國2024年增長率的預測上調至2.8%，這一數字可能還會再次上調。在歐元區，增長停滯於僅0.8%，在新興市場，即使是明星經濟體印度，也面臨無法實現7%的預期增長率的風險。
在政策層面，幾乎沒有什麼跡象表明這種國際局面將會改變。法國和德國的經濟政策制定受到相當大的政治不確定性的阻礙。
與此同時，主要央行實現低通脹和穩定通脹的“最後一公里”工作正被證明是棘手的，因爲它們不願果斷改變過度依賴數據的過度反應模式來制定政策。尤其是由於缺乏戰略性、前瞻性的方法，美聯儲發出了一系列信號轉變，加劇了債券市場的波動。由於缺乏可靠的前瞻性政策指導，現在關於美聯儲是否應該在12月繼續、跳過或暫停降息的爭論越來越多——更不用說之後會發生什麼了。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新一屆美國政府即將上任之前。對於投資者來說，分析這些問題尤其複雜，因爲美國貿易、移民和財政政策的潛在轉變與企業定價、供需彈性、博弈論和國家策略的一系列反應相互作用。
還有一個問題是，特朗普施加的經濟壓力將造成何種長期變化——尤其是國際儲備從美元轉向多元化，以及人們對非美元支付體系的興趣日益濃厚。這就是特朗普上週末就美元問題向金磚國家發出警告的原因。特朗普寫道：“我們需要這些國家承諾，他們既不會創造新的金磚國家貨幣，也不會支持任何其他貨幣來取代強大的美元，否則他們將面臨100%的關稅，並應該期待着對美好的美國經濟說再見。”
如果你相信政策制定者有能力理解這些不尋常的動態，並據此做出相應調整，包括通過與即將上任的美國政府進行合理的、符合共同利益的先發制人的談判，那麼有關這種不確定前景的問題就能得到輕鬆的回答。
拖延的時間越長，現有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驅動力面臨的障礙就越大，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等令人興奮的未來繁榮引擎也就越難以發揮作用。政治領導力、靈活性和合理談判，可以創造一條通往更光明的中期前景的道路。
文章轉發自：金十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