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前財政部長、雅典大學經濟學教授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撰文分析道，如果美國當選總統成功消除了美國的貿易逆差，邁阿密和曼哈頓的房地產價格將暴跌，政府債務的償還成本將飆升，道瓊斯指數也會大幅下跌。
從他的第一個任期開始，特朗普就一直堅定地致力於消除美國的貿易逆差。但瓦魯法基斯指出，美國的貿易逆差根深蒂固，自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這種逆差已經深深嵌入美國經濟結構之中，不僅超出了新政府的能力範圍，也違背了其核心目標。
根據瓦魯法基斯的觀點，特朗普手上有兩大“重型武器”可以用來對抗貿易逆差：一是傳統的進口關稅，二是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允許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爲由，對實施保護主義的國家或經濟體採取報復性措施。例如，歐盟對所有進口汽車統一徵收10%的特別關稅，並採取其他行政限制措施，同時在美歐汽車貿易中保持巨大順差。
然而，瓦魯法基斯認爲，無論是關稅還是第232條的措施，都無法可靠地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爲什麼呢？假設特朗普果真在上任第一天便對加拿大、中國和墨西哥加徵關稅，並實施其他限制進口的懲罰性措施。毫無疑問，這些措施會減少進口，但美國的出口也會大幅減少。
關稅對美國出口的不利影響，反映了美元的國際角色。即使其它國家的人不想購買任何美國公司的商品，他們也希望持有美元。如果特朗普將關稅提高到他認爲足以遏制中歐進口，並增強政府收入（從而減少國內稅收）的水平，貨幣市場必然會推動美元升值。如果再實施國內減稅，美元甚至可能大幅升值。因此，即便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能夠減少進口，美元的走強也會抵消這一趨勢，反而推動進口增加，同時削弱美國的出口能力。最終，美國的貿易逆差將基本保持不變。
接下來是特朗普新政府的目標。瓦魯法基斯假設了一種不太可能的情形：特朗普的措施成功消除了或大幅減少了美國的貿易逆差。那麼，他將面臨個人和政治上的“滑鐵盧”。儘管工人階級選民助他贏得了這次勝利，但特朗普真正“效忠”的人羣是金融家和房地產開發商。讓他們滿意是特朗普的使命所在。而問題就在這裏：消除美國的貿易逆差將摧毀這些人的財富。
通過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這一點。瓦魯法基斯指出，二戰後，美國通過“美元化”歐洲和日本（從而讓其盟友購買美國的出口產品）保持了貿易順差。這一過程通過援助（如馬歇爾計劃）、貸款以及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歐洲貨幣、日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匯率得以實現。
只要美國維持貿易順差，這個體系就能順利運轉。隨着歐洲和日本從美國企業購買汽車、家電和電腦，美國輸出的美元逐漸迴流，這讓美國的順差循環得以持續。然而，到1971年，美國的貿易平衡轉爲赤字。作爲一個淨進口國，美國經濟向歐洲和日本輸出了越來越多的美元。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在越南戰爭上的鉅額開支，也導致大量美元流向東南亞、日本甚至歐洲。簡言之，大量美元在外國央行的金庫中堆積起來。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美國承諾按每盎司35美元的價格兌換美國黃金。然而，隨着美元不斷涌入非美國人手中，人們對美國履行這一承諾的信心開始動搖。最終，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佈終止金本位，徹底瓦解了戰後固定匯率體系，導致美元大幅貶值，而德國和日本的貨幣則大幅升值。
很快，歐洲和日本的央行陷入了兩難境地。它們既不願用積累的美元換取美國黃金，也不願將這些美元換成德國馬克或日元，以免匯率進一步升值，從而對其出口造成更大沖擊。於是，這些央行將美元作爲黃金儲備的替代品，通過金融中介機構將其輸送到華爾街，購買美國的債務、房地產以及美國政府允許外國人購買的股票。
瓦魯法基斯說，這就是當今美國全球霸權本質上的“美妙悖論”：美國的貿易逆差爲歐洲和亞洲資本家提供了對其淨出口的需求，同時支撐了流入美國的資本，用於資助美國政府，並提振了美國金融家和開發商——也就是特朗普的“朋友們”。
因此，如果特朗普真的成功消除了美國的貿易逆差，邁阿密和紐約第五大道的房地產價格將暴跌，政府債務的償還成本將急劇上升，道瓊斯指數也將大幅下跌。瓦魯法基斯說，或許，特朗普需要被提醒一句：最無情的神明，往往是那個實現了他最深切願望的神明。
文章轉發自：金十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