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上海區塊鏈周在外灘W酒店連續舉辦了十年後移至東長治路繼續開啓。
上午9點20分，禮堂內迅速聚集起了一羣滿懷期待的觀衆，他們共同的焦點是一位堪稱“神”級的人物——以太坊的聯合創始人維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
主持人致辭結束後，Vitalik的身影在大屏幕上出現，觀衆席瞬間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和閃爍的閃光燈。這位年僅30歲的天才與億萬富翁引發了人們無盡的好奇與敬仰。
然而，一個鮮爲人知的事實是，自2019年起，這位區塊鏈領域的精神領袖便再未踏入中國內地，儘管這裏曾是以太坊（目前全球最大的區塊鏈生態網絡）的重要樞紐。當Vitalik的身影逐漸淡出上海和北京的街頭，中國內地的區塊鏈生態也悄然走向衰落。“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Conflux的聯合創始人張元傑向Foresight News坦言。
▌野蠻生長與全面禁止
起源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比特幣，在中本聰發佈白皮書後，逐漸成長爲一個金融科技領域的創新產業。
通俗地說，區塊鏈是一種採用分佈式記賬法的網絡數據庫，而代幣則是維護這個賬本安全及運行規則的附屬經濟系統，也就是全球熱議的加密貨幣（在國內常被稱爲虛擬貨幣）。
在財富效應的刺激下，比特幣經歷了三輪牛市，總市值已突破1.3萬億美元，與扎克伯格領導的互聯網平臺Meta相提並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每當牛市達到高點，內地政府都會採取措施對“虛擬貨幣”進行降溫處理。
從2013年央行等五部委首次對比特幣進行定義，到2017年七部門聯合發佈禁止ICO的公告，再到2021年全面清除虛擬貨幣挖礦活動，中國政府對虛擬貨幣的監管力度不斷升級。這一系列嚴厲監管導致虛擬貨幣ICO熱潮降溫，第一批國產加密貨幣交易所開始清退或退出中國大陸，人民幣直接購買加密貨幣的時代正式結束。
▌金融原罪：非法集資與洗錢
中國政府對加密貨幣採取嚴厲監管措施的背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金融特性在中國大陸地區大多涉及了監管禁區。加密貨幣炒作活動的擡頭會造成市場動盪，並滋生賭博、非法集資、詐騙和傳銷等違法犯罪活動。通過嚴格禁止虛擬貨幣的交易活動，中國政府旨在保護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防止系統性風險的擴散。
繼P2P之後，虛擬貨幣也成了非法集資的重災區。2018年，一款號稱由前Google員工和某跨國公司員工聯手打造的虛擬幣錢包Plus Token席捲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金額高達400億元。然而，2019年該平臺卻突然跑路，留下無數投資者血本無歸。
此外，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擔憂加密貨幣被用於洗錢、逃稅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動。加密貨幣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性使其成爲犯罪分子逃避監管的重要工具。在各地的金融違法犯罪案例中，洗錢工具幾乎都與加密貨幣相關。
▌談“幣”色變，全面萎縮
在當前的高壓監管下，多位專家學者表示，現在國內區塊鏈已經出現了“談幣色變”的刻板印象。這導致後續監管機關對加密貨幣採取了嚴管、嚴打的態度和措施，阻礙了區塊鏈技術在國內的發展。
儘管中國政府大力支持聯盟鏈的發展，希望藉此推動區塊鏈技術在金融、供應鏈、政務等領域的應用，但現實情況卻並不樂觀。聯盟鏈的發展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創新生態有限，透明度也成問題。許多企業僅僅將區塊鏈作爲一種營銷噱頭，而非真正的技術解決方案。
隨着中國對區塊鏈和加密貨幣行業的監管逐漸收緊，全球區塊鏈行業的融資和交流重心也在發生轉移。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尋求資本支持與業務發展。而中國則逐漸淡出這一領域的中心位置。
▌未來何去何從？
面對加密貨幣的興起和全球監管趨勢的變化，中國該如何應對？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在2024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的演講中提及了加密貨幣，並罕見地稱要重視其研究。他認爲，儘管加密貨幣存在負面影響和風險，但我們必須研究國際上的最新變化和政策的調整，因爲其對數字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鄧建鵬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爲，虛擬貨幣領域確實存在很多違法犯罪現象，但這並不是阻礙區塊鏈在國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國內監管者可以進一步深化對區塊鏈的認知，並參考當前國際上對區塊鏈甚至區塊鏈金融的接受程度，然後在政策上適當調整角度。
對於內地的區塊鏈從業者來說，一貫的高壓監管未來是否有可能改變？多位採訪對象均表示短期內很難看到這一改變。“我覺得在至少未來的5年之內，比較難以看到這個改變。”鄧建鵬坦言。
▌後記
深圳的羅湖口岸離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僅一小時車程。在銅鑼灣的街頭，遍地的虛擬貨幣OTC實體商店讓前來考察的鄧建鵬感到驚歎。他認爲，香港邁出了勇敢的一步，但需要在控制加密貨幣相關風險的基礎上推進Web3的發展。
在香港選擇大力擁抱虛擬貨幣之後，不少創業者與公司再次回到了鄰近的深圳。這裏交通便利，人力成本與生活成本遠低於香港。Conflux的聯合創始人張元傑表示：“辦公駐地會變，但華人永遠不會在這個行業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