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時報》最近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探討了美中關係的複雜敘述，批評民主黨人，特別是喬·拜登總統對中國寬容的描述。

克魯格曼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家，因其在國際貿易和經濟地理學領域的重大貢獻而聞名。克魯格曼於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也是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的傑出經濟學教授。除了學術工作之外，他還被廣泛認爲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對經濟和政治問題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評論。

克魯格曼的研究在經濟學領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提出的“新貿易理論”挑戰了傳統模式，強調了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在推動國際貿易模式方面的作用。此外，他對“新經濟地理學”的貢獻揭示了決定經濟活動地點的因素以及全球化如何影響區域經濟。

克魯格曼表示，對拜登做法的批評是在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一系列行爲（包括在 TikTok 問題上立場的戲劇性轉變）產生深遠影響的背景下出現的。據稱，特朗普此前主張禁止 TikTok，但在與一位向共和黨捐款的億萬富翁（該富翁在這家中國公司有大量投資）討論後，他改變了立場。

克魯格曼強調特朗普對華缺乏連貫的戰略，指出特朗普政府依賴排外言論和無效關稅，而不是實質性的政策措施。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對與中國的貿易採取了嚴格的態度，其經濟民族主義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克魯格曼認爲這比特朗普的做法有了明顯的改善。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降低通脹法案》的投訴，尤其是其對電動汽車的補貼，凸顯了這一轉變。中國聲稱，美國政府的補貼對美國存在歧視，而對中國電池部件則存在歧視。

克魯格曼認爲，鑑於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爲受青睞的公司提供補貼並實施歧視性政策，中國的挑戰頗具諷刺意味。中國的行動表明，拜登的激進貿易和經濟政策令人不安，這些政策不僅包括補貼，還包括提高半導體產量的努力和實施嚴格的技術出口限制，旨在遏制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進步。

此外，本文還涉及這些政策的更廣泛影響，強調拜登對中國採取了切實行動，而特朗普則表現得更爲強硬。克魯格曼的分析表明，拜登的政策實際上是在向中國施壓，這一點從中國對世貿組織的申訴及其對美國政策轉變的更廣泛反應中可以看出。

儘管可能遭到批評，而且駕馭全球貿易規則的道路充滿挑戰，克魯格曼仍然支持拜登的戰略立場，認爲這是應對現代中美關係複雜性的必要演變。他將拜登政策的實際影響與特朗普表面上的強硬進行了對比，強調拜登承認中國崛起帶來的多方面挑戰的戰略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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