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TaxDAO
近期，MicroStrategy 公司正在加速增持比特幣，持有數量從 2024 年 6 月的 22.6 萬枚飆升至 12 月的 44.4 萬枚，這種投資風格引起了廣泛關注。MicroStrategy 大幅增持比特幣的背後離不開公司 CEO Michael Saylor 的大力支持。Saylor 憑藉其對比特幣堅定信仰，在 2020 年便已成爲加密市場的著名人物。然而，他卻在 2022 年捲入了一場鉅額稅務糾紛。
2022 年 8 月，哥倫比亞特區（DC）政府通過總檢察長辦公室（OAG）起訴 Saylor，指控其涉嫌欺詐逃稅約 2500 萬美元。根據哥倫比亞特區的(虛假申報法)（FCA），Saylor 或將被處以 7500 萬美元的罰款。經過兩年多的訴訟，雙方於 2024 年 6 月達成和解協議，以 Michael Saylor 向當局支付 4000 萬美元爲此案劃上句號。這一和解金額雖未達到外界預測的 7500 萬美元，但也成爲哥倫比亞特區歷史上最大的一起所得稅欺詐追償案，再次引起社會各界熱議。什麼是稅務和解？4000 萬美元換來的這次和解又究竟值不值得？不妨與 FinTax 一同回看本案。
1. 捲入稅務糾紛的比特幣億萬富翁
1.1 Michael Saylor 的創業歷程
Michael Saylor 於 1965 年 2 月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他的父親是一名空軍軍官。1983 年，Saylor 以空軍預備役軍官訓練團（ROTC）全額獎學金入讀麻省理工學院（MIT），主修航空航天工程和科學史，並在此結識了 Sanju Bansal。1989 年，Saylor 和 Bansal 共同創立了 MicroStrategy，爲企業提供數據分析工具，幫助企業做出商業決策。1998 年，在 Saylor 的帶領下，MicroStrategy 成功上市併成爲商業數據分析和移動軟件領域的行業領軍企業。2000 年初，Saylor 的淨資產達到 70 億美元，成爲科技和金融領域的知名人物。
除了成功企業家的身份以外，Saylor 還是比特幣的堅定擁護者，是實實在在的比特幣億萬富翁。2020 年，他在社交媒體上宣佈其個人以 1.75 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 17732 個比特幣，正式進入加密行業；而自 2020 年以來，在 Saylor 的支持下，截至 2024 年 12 月，MicroStrategy 也已花費數十億美元購買了超過 44.4 萬枚比特幣，一舉成爲全球最大的比特幣持有企業。Saylor 十分推崇比特幣的價值，認爲比特幣不僅僅是一種數字資產，更是抵禦通貨膨脹的一種保障，是在傳統資產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的世界中可靠的價值儲存手段。他關於比特幣的觀念與積極行動影響了許多加密行業的投資者，也直接推動了加密行業的發展。
1.2 突如其來的稅務糾紛
然而，在 Saylor 高歌猛進購買比特幣的過程裏，一場針對關於他的稅務風暴正在醞釀之中。2021 年，一名舉報人指控 Saylor 欺騙 DC 政府，未全額繳納 2014 年至 2020 年間的所得稅。DC 政府通過 OAG 對此展開調查，並提起關於 Saylor 涉嫌稅務欺詐的訴訟，要求進一步追回 2005 年至 2020 年間 Saylor 未繳納的稅款。
DC 政府通過 OAG 指控 Saylor 通過僞造住所信息逃避鉅額個人所得稅。儘管 Saylor 長期居住在華盛頓特區，他卻將住所申報爲低稅率州（如佛羅里達州），從而避開了近 2500 萬美元的個人所得稅。此外，OAG 還指出，Saylor 創辦的公司 MicroStrategy 也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協助他進行逃稅。具體而言，Saylor 的年薪僅爲 1 美元，但 MicroStrategy 爲其提供了私人飛機、專用司機和安全團隊等福利。因 Saylor 在名義上居住在佛羅里達州，這些福利並未被視爲應納稅報酬，使得他能夠大幅減少應繳稅款。
面對 DC 政府的控訴，Saylor 堅稱自己早在十餘年前便搬到佛羅里達州，並在邁阿密沙灘購置了房產，生活中心也轉移至佛羅里達。他強調自己在佛羅里達州居住、投票並履行陪審團義務。同時，MicroStrategy 也辯解稱，公司無權干預 Saylor 個人的稅務事務，因此不應爲 Saylor 的稅務問題負責。
這是哥倫比亞特區有史以來最大的所得稅欺詐追償案，也是該地區修訂(虛假申報法)（FCA）後的第一起訴訟。根據 FCA，故意隱瞞、避免或減少向特區納稅的義務屬於違法行爲，特區可以對違法者處以三倍納稅額的罰款，因此，外界曾認爲 Saylor 可能將承擔 7500 萬美元的罰款。
2. 訴訟雙方達成和解：Saylor 爲何不抗辯到底？
經過兩年多的調查與訴訟，在雙方各執一詞的情況下，Saylor 一方與 DC 政府最終達成了和解並於 2024 年 6 月簽訂和解協議，在不認定 Saylor 及 MicroStrategy 存在違法行爲的情況下，由 Saylor 向當局支付 4000 萬美元了結此案。本案適用的稅務和解制度是一項怎樣制度？雙方爲何選擇通過和解，而不選擇繼續訴訟解決糾紛呢？
2.1 美國稅務和解制度
美國的稅務和解制度（Offers in Compromise）來源於(納稅人權利法案)。納稅人在承擔繳稅義務的同時受(納稅人權利法案)保護，享有知情權、享受優質服務的權利、最終確定權、保密權、有權質疑 IRS 的立場並申訴等十項權利。其中，“享有公平公正的稅務制度的權利” 明確了納稅人有權要求稅務部門考慮可能影響納稅人潛在負債、支付能力或及時提供信息能力的事實與情況。
作爲一種非訴的爭議解決方式，稅務和解適用於在稅務稽查過程納稅人與稅務機關出現的爭議，尤其是當應納稅額無法明確覈定或納稅人財務狀況無法全額支付稅款時。同時，納稅人資產和收入低於應納稅款時，稅務部門可能會考慮接受和解，允許納稅人以低於應納稅額的金額解決稅務問題。此外，如果全額支付稅款會給納稅人帶來經濟困境，稅務部門同樣可能接受和解。出於稅務和解制度的靈活性和高效性，根據公開數據，約 80% 的小型稅務訴訟案件在庭審前就能達成庭外和解，從而避免冗長的訴訟過程，減輕了雙方的時間和成本負擔。
2.2 雙方和解原因分析
雙方選擇通過和解解決爭議，涉及金額高達 4000 萬美元。除了雙方在和解協議中共同提及的時間、金錢成本、冗長的訴訟程序以外，這一選擇背後還反映出原告和被告各自的戰略考量和實際需求。
對於以 OAG 爲代表的 DC 政府來說：其一，避免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儘管特區政府可能掌握大量證據支持其主張，但 Saylor 的法律團隊實力雄厚，也可能提出各種抗辯理由並挑戰政府的證據鏈條。在本案中，Saylor 作爲州居民的認定仍然存在不明確之處。同時，OAG 提起訴訟的時機也存在可質疑的地方，其選擇訴訟的時間恰好是 FCA 修訂後的較短時期內，外界可能質疑其是否 “選在了有利的時機” 來提起訴訟。若案件因此敗訴，特區政府不僅會失去潛在的賠償，還可能削弱其在未來類似案件中的執法公信力。其二，通過和解迅速取得經濟補償。4000 萬美元的和解金額不僅爲特區政府提供了直接的財政收入，也爲行政和法律資源的分配提供了靈活性。其三，樹立法律威懾效應。儘管 Saylor 並未承認任何違法行爲，4000 萬美元的和解金額本身便是一種強有力的信號，向公衆和企業傳遞了 DC 政府對稅收合規的重視。
對於 Saylor 一方來說：其一，通過和解保護個人及企業聲譽。對於一名企業家及其所領導的公司而言，聲譽是一項至關重要的無形資產。如果案件進入審判，相關的細節將通過法庭記錄被公開，這可能對 Saylor 本人和 MicroStrategy 的公衆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在信息傳播迅速的當下，負面輿論可能進一步影響 MicroStrategy 的股東信心和市場表現。其二，上市公司合規的長期考量。作爲一家上市公司，MicroStrategy 在處理合規事務時需要考慮長期利益。在合規日益成爲商業競爭關鍵要素的背景下，特別是在面對美國國內和國際監管機構時，保持合規良好·有助於公司減少未來潛在的法律障礙，避免影響其業務擴展。其三，避免被認定違法的風險。儘管 Saylor 一方否認任何違法行爲，但繼續訴訟也有可能會面臨不利判決的風險。如果法院裁定 Saylor 一方的行爲構成逃稅或提交虛假納稅文件，這不僅會帶來更高的經濟賠償，也可能爲被告的未來稅務合規帶來額外的審查壓力。此外，此類判決可能成爲其他州或國家稅務部門調查的依據，繼續加大 Saylor 一方的法律風險。
總體而言，雙方和解的決定是一種理性權衡的結果，體現了各自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對 DC 政府而言，和解提供了高效的經濟回報，同時彰顯了稅法執行的嚴肅性；對 Saylor 及 MicroStrategy 而言，和解減少了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保護了個人與企業的聲譽與運營效率。
3. FinTax 的提示與建議
在瞭解美國稅務和解制度的實踐之外，Saylor 的稅務和解案件也爲加密資產投資者提供了一些啓示。
第一，關注政府監管動向，警惕稅務執法強度變化。在本案中，FCA 通過修訂加強了稅收徵收強度，DC 政府即據此向 Saylor 提起稅務訴訟。對此，加密行業投資者應注意，隨着加密資產市場的持續壯大，全球各地的稅務執法機構普遍加強了對加密資產的監管力度。但與此同時，各國政治動向、經濟政策存在動態變化，各地的執法力度在不同時期可能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投資者需要及時關注監管動向，適時調整納稅活動，以規避政策風險、確保稅務合規。
第二，重視加密稅務合規，避免影響企業發展。在本案中，爲避免因稅務風波影持續影響 Saylor 及公司，Saylor 選擇了通過支付 4000 萬美元實現稅務和解。這應引起加密資產投資企業的重視，企業在進行加密資產投資和融資時，應將稅務合規納入戰略考慮。在進行大規模的加密資產投資時，企業應充分評估稅務影響，並根據法律要求進行適當規劃。如果企業在稅務問題上存在不明確之處或可能導致逃稅的行爲，可能會引發更廣泛的法律風險，影響企業的融資能力和資本市場表現。
第三，綜合考慮成本收益，善用稅務和解制度。由於加密資產交易的複雜性和波動性，投資者可能在申報稅款時與稅務機關產生爭議，特別是在加密資產的估值、轉讓日期和交易細節不明確時。若稅務機關無法準確覈定應納稅額，或者雙方在審查過程中存在分歧，投資者可以嘗試以低於應納稅額的金額與稅務機關達成和解。此外，如果投資者的財務狀況不允許支付全額稅款，稅務和解也能爲其提供一定解決途徑。通過這一制度，投資者不僅能夠避免冗長的訴訟程序，還能在爭議未完全解決時獲得靈活的稅務處理方案。
Saylor 案件爲加密資產投資者提供了前車之鑑，再次說明稅務合規風險是加密資產投資者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通過與稅務顧問合作，利用稅務和解等機制，投資者可以有效降低風險，提升加密資產投資的合規性和安全性。當然，與事後解決問題相比，更重要的是事前消除隱患。面對日益嚴格且多變的稅務監管，投資者需要保持對稅務風險的高度警覺，及時跟進稅收法律和規定的新進展，在專業人士和稅務軟件的協助下，主動進行稅務規劃、合理管理加密資產，避免因爲稅務問題而遭遇法律訴訟或經濟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