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rio Laul
編譯：深潮 TechFlow
公共區塊鏈的基礎由密碼朋克 (Cypherpunks) 奠定。儘管加密行業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包容多樣化的理念和實踐，但去中心化、開源軟件、密碼學安全、隱私保護和自我主權這些核心原則，始終是其最具顛覆性成果的基石。
然而，這一領域也面臨着一個核心問題：在缺乏支持創新並承認區塊鏈作爲具有獨特功能的行政基礎設施的監管框架時，加密創業者不得不面對一個艱難的選擇——是堅持純粹主義的理念，從而使項目的結構和運營變得更加複雜；還是在原有理想上做出妥協，以換取監管的認可和更傳統的主流成功路徑。
我將這種困境稱爲“加密創業者的兩難處境” (Cryptopreneur’s Dilemma)。
自區塊鏈誕生以來，它就承載着宏大的願景：實現貨幣與國家的分離，建立抗審查的全球支付和協調網絡，開發無單點故障的軟件服務，以及創造全新的數字組織和治理形式。要推動如此革命性的變革，需要特殊的時代背景。
對於加密行業而言，這種背景由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以及大科技公司 (Big Tech) 數據和商業模式的演變所塑造。同時，數字技術的全球普及和內置的 Token 激勵機制，爲加密行業早期生態系統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近乎理想的條件。從那時起，隨着個別區塊鏈網絡和整個行業內部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積累，加密行業逐漸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一點在 2024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表現得尤爲突出。
然而，推動革命性變革不僅需要膽識，還需要某種程度的“社會學天真”。任何試圖顛覆社會結構，尤其是以法律爲基礎的結構的嘗試，其失敗的可能性往往遠高於成功的概率。
加密行業通過挑戰現有機構，確實抓住了公衆對傳統體系不滿的情緒，但這種對抗姿態卻難以與構建服務全球用戶的數字平臺的目標相兼容。同樣，區塊鏈交易試圖繞過所在司法轄區（無論是底層基礎設施的運營者還是交易方）的監管要求，這種敘述始終面臨被地方執法部門干預的風險。
加密行業想要實現真正的成長與影響力，就必須接受其監管地位的正式化及隨之而來的種種後果。正如一句名言所說：“你或許對國家不感興趣，但國家對你一定感興趣。”
儘管許多方面仍在不斷變化，但這正是我們在實踐中所看到的。從對加密相關活動徵稅、對 Token 化資產進行分類，到執行反洗錢和反恐融資 (AML/CTF) 規則，以及在 DAO 治理中明確法律責任，加密行業正在逐步融入以國家司法管轄爲核心的現有監管體系。
然而，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過程還催生了新型案例法和定製化的監管框架——這些框架成爲捍衛加密行業原始價值觀的關鍵戰場，避免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博弈中（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被忽視或摧毀。這種“加密創業者的兩難處境”之所以存在，是因爲與任何具有深遠影響的創新活動一樣，其合法化的過程既緩慢又充滿爭議。對於加密行業而言，這一過程尤爲艱難，因爲一些惡意的機會主義者的行爲導致了行業形象的誤解和不必要的附帶損害。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區塊鏈與傳統商業和金融體系的日益融合。對於那些將加密行業視爲一個平行系統、旨在取代傳統機構的人來說，這種融合模糊了兩者的界限，可能引發認知上的矛盾和內部衝突。而對於另一些人而言，這種融合恰恰是成功的標誌，也是區塊鏈成爲系統性重要基礎設施的唯一可持續路徑。隨着行業逐漸成熟並降低風險，其從業者、運營者和用戶羣體也將不斷擴大和多樣化。這種趨勢雖然吸引了傳統企業的關注，但也可能進一步加劇加密行業敘事的模糊性，尤其是在傳統機構試圖控制那些表面上中立的基礎設施時。這種“機構俘獲”的風險將隨着加密行業的普及而成比例增加。
那麼，當公共區塊鏈進入其採用曲線的下一個階段時，“加密創業者的兩難處境”應該如何重新定位？
一方面，加密行業的主流化成功似乎更依賴於與現有系統的深度整合，而不是執着於某種理想化的、完全去中心化的願景。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加密項目”最終可能與傳統企業或開源軟件計劃無異，或者大多數區塊鏈用戶不太可能完全接受密碼朋克的理念，甚至將其作爲消費決策的主要依據，這並不是什麼不可接受的事情。只要這些系統能夠保持開放可驗證性，並比現有替代方案更具韌性，那麼“去中心化表演”幾乎沒有實際意義，而中心化企業利用和運營公共區塊鏈也無可厚非。因此，一旦加密行業的監管地位得到明確，這種困境對於大多數創業者來說可能就會不再重要。
然而，認爲這標誌着加密行業原始願景的終結則是不正確的。諸如自主機器人和人工智能 (AI) 等技術正在爲數字革命注入新的、深遠的變革動力，而對強大計算和信息管理服務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作爲一種創新平臺，區塊鏈能夠爲那些容易受到腐敗、大規模監控和單點故障影響的傳統系統提供替代方案。只有當足夠多的創業者和支持者堅持走上構建真正去中心化、隱私保護和抗控制系統的艱難道路時，區塊鏈才能持續存在。儘管加密行業的商業成功可能不再依賴於這些理念，但其長期的社會影響力無疑仍取決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