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iger Research
編譯：深潮TechFlow
TL;DR
各國的稅收政策形式多樣，包括稅收豁免、累進稅制、統一稅率、過渡性方案以及基於交易的稅收，這反映了每個國家不同的經濟戰略和政策優先事項。
政府希望通過稅收增加財政收入，而投資者則擔心過高的稅負會影響盈利能力，這種矛盾導致資本流向海外交易所。
要實現加密貨幣稅收政策的成功，必須制定平衡的政策，不僅關注稅收收入，還要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
1.加密貨幣交易與稅收
自加密貨幣市場誕生以來，對其交易的稅收問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核心矛盾在於政府和投資者的不同立場：政府希望通過稅收增加財政收入，而投資者則擔憂過高的稅負會降低投資回報。
儘管如此，稅收作爲現代經濟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不僅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推動市場發展的關鍵機制。對於加密貨幣市場而言，稅收政策被寄予厚望，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稅收可以幫助建立一個規範化的市場。以股票市場爲例，徵收交易或利潤稅往往意味着資產獲得官方認可，從而爲市場活動提供穩定的基礎。
其次，稅收能夠增強投資者保護。比如，美國在 2010 年通過(消費者金融保護法案)，設立了消費者金融保護局 (CFPB)，以保障投資者權益。在 Web3 市場中，合理的稅收政策和監管可以限制隨意的產品發行和誤導性廣告，從而減少欺詐行爲，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最後，稅收政策能夠通過明確加密貨幣的法律地位，加速其與傳統金融系統的融合。這種融合有助於提升市場的穩定性和投資者的信任度。
然而，由於加密貨幣市場具有獨特性，僅借鑑股票市場的經驗難以完全實現這些積極作用。隨着加密貨幣市場的迅速擴張，許多現行稅制被批評爲“掠奪性”的價值提取手段，這也加劇了政府與投資者之間的矛盾。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報告將分析亞洲主要國家的加密貨幣稅收政策，並探討上述三大作用（市場規範化、投資者保護和系統整合）在這些國家的實施情況。通過多角度的分析，本報告希望爲政府和投資者提供更全面的視角。
2.亞洲主要市場的加密貨幣稅收對比分析
來源：X
分析亞洲主要國家的加密貨幣稅收政策後，可以發現五種不同的政策模式。這些差異反映了各國在經濟結構和政策優先事項上的不同考量。
例如，新加坡對資本利得稅予以豁免，僅對被認定爲商業收入的加密貨幣徵收 17% 的所得稅。這種靈活的政策不僅降低了投資者的稅負，也鞏固了新加坡作爲全球加密貨幣中心的地位。同樣，香港正在研究對對衝基金和家族辦公室的投資收益實行免稅政策，以進一步吸引機構投資者。
相較之下，日本則採取了截然不同的高稅率政策，對加密貨幣交易徵收高達 55% 的稅率，目的是遏制市場中的投機行爲。然而，隨着市場的變化，日本也在審議將稅率降至 20% 的提案，這可能標誌着其稅收政策的轉變方向，未來或許會更加註重市場的長期發展。
2.1. 以免稅爲主的國家：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
新加坡、香港和馬來西亞作爲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對加密貨幣的資本利得實行免稅政策。這種政策延續了這些國家一貫的經濟戰略。
這些國家的免稅政策與其傳統金融體系的做法一脈相承。長期以來，它們通過低稅率（如對股票投資免徵資本利得稅）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如今，這一政策被延伸至加密貨幣領域，體現了政策的穩定性和對經濟原則的堅持。
這一策略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果。例如，新加坡在 2021 年成爲亞洲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中心。由於投資收益無需繳稅，吸引了大量投資者積極參與市場，推動了市場的快速發展。
然而，免稅政策也面臨一定的挑戰。首先，市場可能因投機行爲而過熱，其次，政府的直接稅收收入可能因此減少。爲了應對這些問題，這些國家採取了其他措施，例如通過金融服務行業的擴張獲取間接稅收收入，並通過對交易所和金融機構的嚴格監管來確保市場的穩定性。
2.2. 實行累進稅制的國家：日本和泰國
日本和泰國對加密貨幣交易利潤採用高累進稅率。這一政策背後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社會目標，即通過對高收入羣體徵稅實現“財富再分配”。在日本，最高稅率高達 55%，與傳統金融資產的稅收政策保持一致。
然而，高稅率政策也帶來了顯著的弊端。最爲突出的問題是“資本外逃”，即投資者將資產轉移至像新加坡、香港或迪拜這樣的免稅地區。此外，高額稅負可能會抑制市場的活力和增長。這些問題已引起監管機構的高度關注，並可能促使政策調整。
2.3. 統一稅率的國家：印度
來源：ISH News Youtube
印度對加密貨幣交易利潤實行 30% 的統一稅率。這一政策不同於傳統金融市場中的累進稅制，更多是出於行政效率和市場透明度兩方面的考慮。
這一政策帶來了以下幾個顯著效果。首先，稅制設計簡單明瞭，減輕了納稅人和稅務部門的行政負擔。其次，所有交易都適用相同稅率，這有效降低了分拆交易或規避稅收的可能性。
然而，統一稅率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對小投資者而言，即使是微小的收益也需繳納 30% 的稅，這無疑增加了其投資負擔。此外，對高收入和低收入羣體適用相同稅率，也引發了關於稅收公平性的爭議。
印度政府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並正在探索解決方案。例如，政府正在考慮對小額交易降低稅率，或爲長期持有者提供稅收優惠。這些調整旨在保留統一稅制的優點，同時促進市場的平衡發展。
2.4. 過渡性政策：韓國
來源：Kyunghyang Shinmun
韓國在加密貨幣稅收問題上採取了較爲謹慎的態度，這反映了加密市場中高度的不確定性。例如，原本計劃於 2021 年實施的金融投資所得稅被推遲至 2025 年，而加密貨幣稅收的實施時間則進一步延後至 2027 年。
這一過渡性政策展現出明顯的優勢。一方面，它爲市場提供了自然發展的時間和空間；另一方面，它也爲韓國觀察其他國家的政策實施效果以及全球監管趨勢提供了寶貴的窗口期。通過分析日本和新加坡的經驗，韓國希望在總結他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稅收體系。
然而，這一策略也伴隨着一定的挑戰。在政策實施前的這段時間內，缺乏明確的稅收制度可能導致市場參與者的不確定性增加，並可能引發投機性過熱。此外，由於監管基礎設施尚不完善，投資者的權益保障可能受到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阻礙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
2.5. 基於交易的稅收：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採取了一種獨特的基於交易的稅收體系，與其他亞洲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該政策自 2022 年 5 月起實施，對每筆交易徵收 0.1% 的所得稅和 0.11% 的增值稅 (VAT)。這是印度尼西亞金融市場現代化改革的一部分。
這種基於交易的稅收體系通過低且統一的稅率，簡化了稅務程序，並鼓勵投資者使用持牌交易所，從而提升了市場透明度。自政策實施以來，持牌交易所的交易量顯著增加，顯示出政策的積極作用。
然而，這一體系也存在不足之處。與印度類似，統一稅率對小規模交易者造成了較大的負擔。對於頻繁交易者來說，累積的稅收成本可能相當高，從而引發市場流動性下降的擔憂。
爲了應對這些問題，印度尼西亞政府計劃根據市場反饋進一步優化政策。目前正在考慮的措施包括降低小額交易的稅率，以及爲長期投資者提供稅收優惠。這些調整旨在保留基於交易稅收的優勢，同時解決其潛在的不足。
3.投資者與政府之間的衝突
儘管各國的加密貨幣稅收政策各有不同，但政府與投資者之間的衝突卻是普遍存在的問題。這種衝突不僅源於稅收本身，還反映了雙方對數字資產性質的不同理解。
政府通常將加密貨幣交易利潤視爲一種新的稅收來源，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加重財政赤字的背景下，加密貨幣市場的快速增長爲政府提供了獲取穩定收入的機會。例如，日本採用的累進稅制稅率高達 55%，而印度則實行 30% 的統一稅率，這些都表明各國政府對加密貨幣稅收的高度重視。
來源：GMB Labs
然而，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過高的稅率被認爲是市場發展的阻礙。相比傳統金融產品更高的稅負，加上頻繁交易帶來的累積稅收成本，這些因素共同抑制了投資者的積極性。因此，資本外逃成爲一個主要問題。許多投資者選擇將資產轉移至 Binance 等海外交易平臺，或遷往新加坡和香港等免稅地區。這表明，政府試圖通過稅收增加收入的做法可能適得其反。
此外，某些國家過於專注於稅收本身，而忽視了支持市場發展的政策，這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衝突。投資者通常認爲這種做法短視且限制性過強。
因此，在政府與投資者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顯得尤爲重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需要調整稅率，更需要出臺創新性的政策，既能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又能確保合理的稅收收入。如何實現這一平衡將成爲未來幾年各國政府面臨的關鍵挑戰。
4.國家層面的市場振興政策與激活策略
加密貨幣稅收對市場發展既有促進作用，也面臨一定挑戰。一些國家通過稅收政策推動市場制度化和創新，而另一些國家則因高稅率和複雜的法規導致市場停滯和人才流失。
新加坡是成功激活市場的典範。通過免除資本利得稅，新加坡不僅爲區塊鏈公司提供了系統性的支持，還通過監管沙盒爲創新企業提供試驗環境。這種綜合性政策使新加坡在亞洲加密貨幣市場中佔據了領先地位。
香港也採取了積極的市場發展策略。在對個人投資者繼續免稅的同時，香港擴大了對數字資產管理公司的許可範圍。特別是從 2024 年起，香港將允許合格機構投資者參與加密貨幣 ETF 的交易，這有助於進一步吸引市場參與者。
相比之下，某些國家的高稅率和複雜的稅收制度卻成爲市場發展的阻礙。例如，許多投資者因稅負過高而將資產轉移至海外，這不僅導致創新企業和技術人才的流失，也可能削弱這些國家在數字金融領域的長期競爭力。
因此，成功的加密貨幣稅收政策需要在稅收收入和市場發展之間找到平衡。政府不僅要關注短期的稅收目標，更需着眼於如何建立一個健康、可持續的市場生態系統。未來，各國需要根據市場反饋不斷調整相關政策，以實現這一關鍵平衡。
5.結論
對加密貨幣徵稅是數字資產市場發展的必然過程。然而，稅收政策是否能真正穩定市場，需要更加審慎的評估。儘管有人認爲交易稅可以抑制投機性交易並減少市場波動，但歷史經驗表明，這些效果往往難以實現。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 1986 年的瑞典。當時，瑞典政府將金融交易稅從 50 個基點提高到 100 個基點（1 個基點爲 0.01%），結果大量股票交易轉移至英國市場。具體而言，瑞典 11 只主要股票的 60% 交易量遷移至倫敦，這一現象表明，稅收政策如果設計不當，可能會對本國市場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政府和投資者都需要仔細評估稅收政策的實際影響。政府應超越單純追求稅收收入的目標，更加關注如何培育一個健康、可持續的市場環境。對於投資者而言，稅收政策的實施也可以被視爲一個推動市場更加制度化的契機，從而促進更穩定和成熟的投資環境。
歸根結底，加密貨幣稅收政策的成功取決於政府和市場參與者能否找到一個平衡點。這不僅僅是調整稅率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數字資產市場長期發展方向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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