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的頂級人物傑羅姆·鮑威爾在達拉斯自信地宣稱——或者說是自欺欺人——沒有必要急於降低利率。

鮑威爾在11月14日達拉斯美聯儲活動上表示：“經濟沒有發出任何信號表明我們需要急於行動。”真的？通貨膨脹仍然高於美聯儲的2%目標。租金通貨膨脹停滯不前，頑固如初，而克利夫蘭美聯儲稱它可能要到2026年纔會降溫。但鮑威爾認爲他有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並沒有錯誤，經濟確實有其優勢。4.1%的失業率？令人印象深刻。年增長率穩定在2.5%？不錯。消費者支出穩健，企業仍在投資上投入資金。

通貨膨脹並不等待——但鮑威爾卻在等待

鮑威爾甚至稱情況“相當良好”。但有一個問題：通貨膨脹正在侵蝕這一切。物價上漲，租金高得離譜，工資跟不上。然而，鮑威爾似乎願意採取緩慢、謹慎的方式，即使這意味着拖延這個爛攤子比任何人都能忍受的時間更久。

住房成本佔10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漲的一半以上。這不是一個小問題；這是一個危機。越來越少的人搬家或簽訂新租約，這意味着CPI甚至沒有捕捉到完整的畫面。

鮑威爾的迴應？等待。他辯稱，經濟當前的強勁讓他有空間“謹慎處理我們的決策。”翻譯：現在什麼都不做。

通貨膨脹洞察公司負責人Omair Sharif表示：“即使是滯後的數據，例如租金，通貨膨脹上升的視覺效果使溝通變得更加具有挑戰性，這最終可能會使降息變得更加困難。”

美聯儲理事Michelle Bowman明確投票反對9月降息，因爲她希望降幅更小。她並不孤單，許多其他官員也有同樣的沮喪。

特朗普與鮑威爾：第二輪

就在你以爲鮑威爾的工作不會變得更復雜時，唐納德·特朗普又回來了。特朗普被宣佈爲當選總統後，僅僅兩天，鮑威爾和特朗普之間的緊張氣氛已經瀰漫開來。

在美聯儲上次政策會議後的新聞發佈會上，鮑威爾被問到如果特朗普要求他辭職他是否會辭職。他的回答是一個尖銳的“不會”。

另一位記者追問他，總統是否可以解僱或降職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回答同樣直截了當：“法律不允許。”他在每個字後停頓以強調，彷彿在挑戰特朗普來考驗他。

如果歷史可以作爲指導，特朗普可能會這樣做。在他的第一任期內，總統多次抨擊鮑威爾未能更快地削減利率。在2020年某個時候，特朗普告訴記者他有“權利解僱”鮑威爾，並稱他的決定是“糟糕的”。

特朗普也公開表示，他認爲總統應該對利率決策有發言權。他在8月說：“我覺得總統至少應該在其中有發言權。”同時他還炫耀自己的商業直覺：“我賺了很多錢。我很成功。”

總統干預美聯儲決策的想法違背了其國會授予的獨立性。美聯儲不應向白宮或其他任何人負責。

但特朗普並不在乎傳統。如果共和黨控制國會，特朗普可能更容易將美聯儲逼入困境，尤其是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六位是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

經濟增長掩蓋了更大的問題

鮑威爾和特朗普都喜歡吹噓經濟增長，但似乎都不願意解決表面之下的裂縫。鮑威爾引用強勁的消費者支出和低失業率作爲經濟繁榮的證據。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年均GDP增長率爲2.5%，略高於奧巴馬的數字。他還吹噓創造了就業，失業率在2020年初降至50年來的低點3.5%。

但這些統計數據並不能講述整個故事。特朗普在2017年的減稅政策將企業稅率從35%削減到21%，給企業帶來了短期的提振。同時，聯邦赤字激增，從2016年的5850億美元增長到2019年的9840億美元。

在特朗普任期內，國家債務增加了7.8萬億美元，這個驚人的數字削弱了他關於經濟輝煌的說法。

然後疫情來了。2020年4月，失業率飆升至14.7%，一夜之間抹去了多年的進展。特朗普的反應包括簽署2.2萬億美元的CARES法案，提供了救助，但也突顯了他的經濟政策的脆弱性。復甦不均，低收入家庭承受了危機的重擔。

鮑威爾也沒有脫身。他對通貨膨脹反應緩慢和不願果斷行動使數百萬美國人難以跟上不斷上升的成本。他聲稱自己在玩長期遊戲，但對於那些生活在薪水之間的人來說，他的策略幾乎沒有安慰。

特朗普的經濟遺產

特朗普的經濟記錄是大膽想法和明顯缺陷的混合。他與中國的貿易戰擾亂了全球供應鏈，提高了美國企業的成本。雖然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新談判爲美墨加協定（USMCA）帶來了一些好處，但並沒有解決貿易中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放鬆監管是特朗普總統任期的另一個基石。他撤回了100多項環境法規，放寬了金融監管，這些舉措得到了企業的歡迎，但批評者警告這可能會產生長期後果。

他推動降低利率，常常以鮑威爾爲代價，顯示出他對於短期市場收益的偏好，而不是可持續增長。

儘管作出了這些努力，特朗普的政策並沒有保護經濟免受疫情影響。他的反應是被動的，更多地關注視覺效果而非實質。

在鮑威爾的優柔寡斷和特朗普的衝動之間，美國經濟正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中。不過，毫無疑問，兩者在目前都不適合這個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