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rio Laul
编译：深潮 TechFlow
公共区块链的基础由密码朋克 (Cypherpunks) 奠定。尽管加密行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包容多样化的理念和实践，但去中心化、开源软件、密码学安全、隐私保护和自我主权这些核心原则，始终是其最具颠覆性成果的基石。
然而，这一领域也面临着一个核心问题：在缺乏支持创新并承认区块链作为具有独特功能的行政基础设施的监管框架时，加密创业者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坚持纯粹主义的理念，从而使项目的结构和运营变得更加复杂；还是在原有理想上做出妥协，以换取监管的认可和更传统的主流成功路径。
我将这种困境称为“加密创业者的两难处境” (Cryptopreneur’s Dilemma)。
自区块链诞生以来，它就承载着宏大的愿景：实现货币与国家的分离，建立抗审查的全球支付和协调网络，开发无单点故障的软件服务，以及创造全新的数字组织和治理形式。要推动如此革命性的变革，需要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加密行业而言，这种背景由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以及大科技公司 (Big Tech) 数据和商业模式的演变所塑造。同时，数字技术的全球普及和内置的 Token 激励机制，为加密行业早期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近乎理想的条件。从那时起，随着个别区块链网络和整个行业内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加密行业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点在 2024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然而，推动革命性变革不仅需要胆识，还需要某种程度的“社会学天真”。任何试图颠覆社会结构，尤其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结构的尝试，其失败的可能性往往远高于成功的概率。
加密行业通过挑战现有机构，确实抓住了公众对传统体系不满的情绪，但这种对抗姿态却难以与构建服务全球用户的数字平台的目标相兼容。同样，区块链交易试图绕过所在司法辖区（无论是底层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还是交易方）的监管要求，这种叙述始终面临被地方执法部门干预的风险。
加密行业想要实现真正的成长与影响力，就必须接受其监管地位的正式化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后果。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你或许对国家不感兴趣，但国家对你一定感兴趣。”
尽管许多方面仍在不断变化，但这正是我们在实践中所看到的。从对加密相关活动征税、对 Token 化资产进行分类，到执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 (AML/CTF) 规则，以及在 DAO 治理中明确法律责任，加密行业正在逐步融入以国家司法管辖为核心的现有监管体系。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过程还催生了新型案例法和定制化的监管框架——这些框架成为捍卫加密行业原始价值观的关键战场，避免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博弈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被忽视或摧毁。这种“加密创业者的两难处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任何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新活动一样，其合法化的过程既缓慢又充满争议。对于加密行业而言，这一过程尤为艰难，因为一些恶意的机会主义者的行为导致了行业形象的误解和不必要的附带损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区块链与传统商业和金融体系的日益融合。对于那些将加密行业视为一个平行系统、旨在取代传统机构的人来说，这种融合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可能引发认知上的矛盾和内部冲突。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这种融合恰恰是成功的标志，也是区块链成为系统性重要基础设施的唯一可持续路径。随着行业逐渐成熟并降低风险，其从业者、运营者和用户群体也将不断扩大和多样化。这种趋势虽然吸引了传统企业的关注，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加密行业叙事的模糊性，尤其是在传统机构试图控制那些表面上中立的基础设施时。这种“机构俘获”的风险将随着加密行业的普及而成比例增加。
那么，当公共区块链进入其采用曲线的下一个阶段时，“加密创业者的两难处境”应该如何重新定位？
一方面，加密行业的主流化成功似乎更依赖于与现有系统的深度整合，而不是执着于某种理想化的、完全去中心化的愿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加密项目”最终可能与传统企业或开源软件计划无异，或者大多数区块链用户不太可能完全接受密码朋克的理念，甚至将其作为消费决策的主要依据，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情。只要这些系统能够保持开放可验证性，并比现有替代方案更具韧性，那么“去中心化表演”几乎没有实际意义，而中心化企业利用和运营公共区块链也无可厚非。因此，一旦加密行业的监管地位得到明确，这种困境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说可能就会不再重要。
然而，认为这标志着加密行业原始愿景的终结则是不正确的。诸如自主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AI) 等技术正在为数字革命注入新的、深远的变革动力，而对强大计算和信息管理服务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作为一种创新平台，区块链能够为那些容易受到腐败、大规模监控和单点故障影响的传统系统提供替代方案。只有当足够多的创业者和支持者坚持走上构建真正去中心化、隐私保护和抗控制系统的艰难道路时，区块链才能持续存在。尽管加密行业的商业成功可能不再依赖于这些理念，但其长期的社会影响力无疑仍取决于此。